1903年8月4日，一臺蒸汽機拉著一列客貨混雜的火車吐著白煙吭吭哧哧地從信陽出發，以時速15公里的速度開往漢口。30公里，這在有著高鐵運行的今天，只需短短的幾分鐘，然而，這列從二十世紀初開往我們的列車將要運行兩個小時，才能到達雞公山下后來十分著名的新店火車站。這就使乘坐那次列車來自美國的傳教士李立生，還有另外一個名叫施道格的牧師有著充足的時間來想象他們將要到達的那座山脈的未來的景象。這是第二次，他們第一次對雞公山的探訪是1902年的秋天。也就是這年的夏天，京漢鐵路孝感至信陽段剛剛建成通車。列車時速盡管只有15公里，但這已大大地縮短了漢口前往信陽的時間。要知道，1901年李立生帶著他的家當先乘火車后乘牛車從漢口到信陽整整走了五天。對于一個異國的基督教徒來說，道路真是遙遠而迷茫。
至今，所有的資料都顯示，如果沒有張之洞主政修建的京漢鐵路，就沒有避暑勝地雞公山的今天；同樣，所有的資料也都顯示，如果沒有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也不可能有雞公山的今天。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過后，清朝政府與英國簽定了《南京條約》，開放了廣州、廈門、上海等五處通商港口，為基督教進入中國打開了方便之門；1858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政府與俄、英、法、美簽訂的《天津條約》中通商口岸由沿海擴大到長江沿岸，并明確規定外籍傳教士可以入內地自由傳教；1861年漢口正式開埠，當時教堂林立的漢口成了基督教深入中國內陸的基地；而京漢鐵路的修建，使西方傳教士的足跡遍布豫、鄂兩省。乘坐1903年8月4日信陽前往漢口列車的這兩位就是眾多傳教士們中的成員，他們一是從英國傳教士李德生十九世紀末期在廬山開發避暑之地的事件中得到啟示，二是出生在挪威的李立生難擋中國內地夏季的酷熱，要給自己和家人找一處棲身之地，這才有了他們第二次對雞公山的尋訪。傳教士的那次尋訪不光光發現夏季雞公山清晨的溫度不足25度，而且在一個農舍旁發現了山泉。不錯，是山泉。在雞公山上，我曾經尋訪過多處由山泉構成的水井，而且，至今我也沒有見過一條從山下通往山上的輸水管道，這也就是說，雞公山水源充足。我自認為，交通的便利、宗教的傳播與豐足的水源，構成了雞公山之所以能成為民國時期四大避暑勝地的三個不可缺少的最基本的要素。
豐足的水源給雞公山后來的發展提供了最根本的生存保障。1903年秋季，也就是兩位傳教士在第二次尋訪雞公山之后，他們在做好土地購買等方面的工作之后，伙同一個名叫馬丁遜的同伴，開始到雞公山上自己燒磚建房，這就是雞公山避暑勝地形成的開端。李立生他們通過美國駐漢口使館，然后在西方媒體上大肆宣傳，雞公山開始引起傳教士們的注意。而李立生他們把購得的土地劃成若干份出賣的行為，引起了當時清朝政府的注意，就發生了后來的中國贖回出租事件，并簽訂了《收回雞公山山地另議租屋避暑章程》。贖回事件加速了雞公山的開發，豫、鄂兩地的傳教士、洋商、買辦蜂擁而至，包括本土的達官貴人，紛紛投建別墅。那個時期有多達二十多個國家的傳教士和商人在雞公山上留下了三百多幢哥特式、羅馬式、拜占廷式、合掌式等等不同風格的建筑；山上還匯集了英、法、德、美、日等發達國家的三十多家銀行與商號。雞公山被劃分為教會區、避暑官地、豫、鄂森林地四區，就山勢構成的石板街道縱橫交錯，十分繁華。清政府又先后設立了警察局、郵局、電報局，成立了工程局、租地局；1935年張學良將軍將雞公山升為特區，成立雞公山管理局，成為了國民政府七個（包括廬山、莫干山、北戴河等）直屬管理局之一。但是雞公山整體格局的營建到了1926年的北伐戰爭時大體已經停止。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雞公山現存的別墅，大多是在1926年之前都已經建成。現在，我手上的這本《到雞公山看老別墅》（湖北美術出版社，2012年12月版）用詳實的史料，客觀公正的目光把雞公山上每一座重要的建筑的來龍去脈都為我們娓娓道來，并逐一進行甄別、考證。在何軍先生的筆下，雞公山上的別墅為我們構筑了一道凝固的歷史，一座鮮活的文化山城。我們從這些老別墅前的石板路出發，尋找到了二十世紀上半葉雞公山與中國歷史的關聯：洋務運動、軍閥爭戰、北伐戰爭、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等等，我們看到，一些在中國歷史中地位顯赫的人物像吳佩孚、馮玉祥、張學良、蔣介石、羅章龍、葉劍英等等也都在雞公山上留下了行蹤。
在《到雞公山看老別墅》里，作者同時為我們講述了二十世紀上半葉基督教在中國內地的傳播。應該說，20世紀初期到三十年代是雞公山發展史上的鼎盛時期，二千多居民中有一千多與中國人有著不同的膚色，他們在不同時期建造了大、小兩座教堂，當時有多種教派在山上共存：信義會、中國內地教會、長老會、浸禮會、美國圣公會、美以美會、安息日會等等。有許多不同國籍的教徒聚集在這里，教會從早到晚用英語、瑞典語、挪威語和中文為教徒進行各種服務；教會還創建了著名的美文學校，學校主要課程包括德語、挪威語、拉丁語、英語、漢語、科學、幾何、代數、歷史、地理、公民學、宗教和家政，學校十分關注中國歷史和地理的學習。在當時，這確實是一種存在于我們之外的精神與文化現象。中國的教課書歷來都把西方進入中國稱為列強的侵入，這種侵入也包括宗教的傳播。如果用唯物主義的辯證法來看，基督教帶來的思想、文化、藝術、教育等等各種理念確實給古老的中國文化注入了新鮮血液，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醫學、農業、林業、建筑等等各方面新的科技與信息，這就是中西方面文化的碰撞、交流與融合。
現在，距離1903年8月4日那兩個身背行囊的西方傳教士走出新店車站已經過了一個世紀又十年，在通讀《到雞公山去看老別墅》這本著作之后，我們會突然對那兩個在雞公山山脈上漸行漸遠的身影產生一種別樣的目光。是的，那個時候雞公山上的植被還不像現在這樣茂盛，還光光的沒有一間房屋。現在，我們不能不承認，在強烈的陽光下，由于那些從山地里生出的晃動著的水汽，使那兩個行走的傳教士的身影在我們的視線里變得即陌生又真切。